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皇帝是怎样当上的

皇帝是怎样当上的:历代权臣篡位改朝过程详解历代权臣篡位,可不是说篡就篡,说改朝就改朝的。古代儒家对于改朝换代这个东西,搞出了一套看似很简单、其实很不简单的理论,即改朝换代包括两大类:革命与禅让。什么叫革命?就是“桀纣暴虐而汤武征伐”,牧野之战就是例子。什么叫禅让?就是“尧舜之揖让未遑”,唐虞的更替就是例子。
  当然,自从原始公社解体之后,“禅让”完全变成了一个僵死的历史概念,此后的朝代更迭,似乎非革命不可——商克夏、周克商、秦灭周、诸侯灭秦都没有经过什么“受禅”流程,直接把丧失统治资源的前代天子赶下台就是。但自从汉朝以后,情况发生变化,儒家学说逐渐成为官方学说,天子的地位日益拔高。在《周礼》中,天子的地位还只比诸侯高一阶,所谓“天子一位,公一位,侯一位,伯一位,子男同一位”是也,也就是说天子与公的差距,与公和侯的差距相当,看起来不是那么高不可攀。但到了汉武帝以后,随着儒家“君君臣臣父父子子”观念的深入人心,随着中央集权的不断强化,天子已经成为“不可能犯错”的“活人神”,与诸侯、大臣的差距已经是无限大,更不用说与庶民的差距了。在这种情况下,连孟子说的“闻诛一夫纣,未闻弑君也”都被当作“不当言论”加以批判,也就是说百姓连诛桀纣的权利也没有了,“革命”也再也不可能合法了。今后的天子,即使真的比桀纣还残忍,臣子也必须尊之为君父,他的一切过错都是因为奸臣蒙蔽、因为贪官害民,因此臣子们只有“清君侧”的权利,没有“革命”的权利。等到桀纣周围的“乱臣贼子”被肃清之后,江山还是要由桀纣坐的,汤武只能乖乖的继续北面称臣,决不能就此取而代之,更不用说“放桀于鸣条”“诛一夫纣”了。
  但是以上毕竟只是理论,当臣子真的“清君侧”成功,掌握大权之后,谁会真的甘心把大权再交给天子?天子的尊位令人垂涎欲滴,但儒家的道统同样不可侵犯,要是真敢明目张胆地“革命”推翻之,岂不给了更多觊觎皇位的人以把柄,说不定明天就有更多的人起兵“清君侧”,诛杀你这胆敢篡位的乱臣贼子。因此最保险的方法,莫过于请天子仿效尧舜之道,“禅让”于我家。这也算给了天子一个大高帽子——“革命”是用来对付桀纣的,我不但不把你当桀纣看,还给你一个当尧舜的机会,让你显示一下高风亮节;不过你是尧舜,我却是大禹,不求有你那么高的思想境界,只求能够传之子孙,江山永固。当然,天子的思想境界多半没那么高,但这个禅位诏书你不写,自然有人写,只要盖上你的传国玺就够了。
  因此,汉朝以后,中国改朝换代的一般流程就变复杂了,由原先的“革命”一步,变为“清君侧-当权臣-受禅”三步。第一步“清君侧”的步骤各各不同,但都惊心动魄,令人目不暇接。但第二、第三步就纯属例行公事,开始还有点新意,到后来改朝换代次数增多,干脆就公式化了,甚至闭上眼睛都背的出步骤了。
  尧舜禅让的事情已经过去上千年,谁都说不清了;更何况当时的“天子”不过一个部落联盟领袖,你让我我让你是非常普通的事情,根本不需要搞的太正式太隆重。汉朝以后的“禅让”和尧舜禅让根本不是一回事,是既欺天又欺人的勾当——欺天无非是捏着鼻子哄眼睛,欺人则需要多加考虑,虽然肯定骗不过士大夫,但至少要骗过小老百姓,否则天下就别想安稳。至于士大夫这样的高级知识分子、高级地主,仅仅靠一个禅让的把戏是骗不过的,还要让他们看到实惠,才好死心塌地效忠新朝,所以曹丕篡位之后才会急急忙忙地推行九品官人法,赵匡胤政变之后才会信誓旦旦地说“不杀大臣及言事官”。反观王莽当年“受禅”,戏演的是不错,贤良文学妖魔鬼怪市井之徒依次露面,搞的大家云里雾里不由得也就信了,可惜他老人家上台之后就削弱自己的执政基础,今天搞什么“王田、奴婢不准买卖”,明天又胡乱铸钱以一当十以一当百,从高级知识分子到底层小民全得罪光了,这样戏演的再好也没用,还是得完蛋。
  所以说,受禅永远只是个形式,是一台戏。受禅的戏演好了,对于争取民心、巩固统治有很大帮助,但绝不是决定性因素。就好比万里长征走到了最后几步,马上就要登堂入室了,无论你是爬着进去的还是走着进去的,好象都不太要紧,只要进屋子坐稳了就行。当然,如果你是堂堂正正气宇轩昂的走进去,坐稳的几率会稍微大一点。
  权臣受禅,一般分为以下几个步骤,随着时间的推移,步骤越来越多,每个步骤之间的间隔却越来越短,甚至最终跳过某些关键步骤,直奔主题也有:
  1、位极人臣,总揽朝政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权臣篡位,一般都是以当丞相为第一级台阶,曹操、刘裕、陈霸先等人,连同那个篡位未成的董卓在内,都当过丞相。本来东汉已经改丞相为司徒,地位大大下降,董卓、曹操恢复这个官职,完全就是为了满足自己专权的需要而已,可以说是“因人设官”。也有不当丞相而当大将军的,如司马氏父子就是以大将军身份专权。但只有一个显赫的名号还不够,必须保证军政大权都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。东汉、魏晋的朝政大权都由尚书台掌握,因此权臣一般都要兼任“录尚书事”的职务;到了晋朝以后,还产生了“都督中外诸军事”这个称号,能够合法地掌握朝廷内外的一切军权。因此从刘裕到李渊的几代权臣,可以不当丞相,可以不当大将军,但必须当“都督中外诸军事”,把兵权切实抓到自己手里。
  为了显示权臣的尊贵地位,自魏晋以来又新增了“假黄钺”“使持节”两种新称号,黄钺和使节都是天子之礼,人臣假借这些礼节,也就假借了天子的威风,虽无九锡之名,却有九锡之实。北朝时期还出现“大冢宰”的官称(后来演变为吏部尚书的别称),也就是总领一切事务的意思,是最具有威慑力的一种称谓,当年杨坚篡位的时候,同谋就劝他一定要当“大丞相、大冢宰、都督中外诸军事”,其中大丞相是政权,都督中外诸军事是军权,大冢宰则更是一种地位的象征。在南朝,“大冢宰”的称呼较少出现,却多了一个“总百揆”的称号,也就是总领一切事务,与大冢宰有异曲同工之妙。
  除了担任中央官职外,权臣还往往兼任一些重要的地方官职,如桓温、刘裕等都曾兼任扬州、徐州、荆州等重要地区的州牧,营造自己的根据地。不过这种情况一般只适用于根基不深、地位未稳的权臣,供他们积蓄力量以谋更进一步。若是像杨坚、李渊那样威望已足,兵力已强的权臣,根本就不需要兼任地方官职,反正已经有稳固的根据地了。
  2、晋升爵位,先公后王按照汉朝的法律和礼节,异姓只能封侯,王、公都只封给宗室(西汉没有常设的公爵,只有王莽曾担任过安汉公),即使像邓禹那样大的开国功臣,都只以四个县封为侯爵。曹操逼迫献帝封他为魏公,开了人臣受封公爵之先河,怪不得荀彧无论如何也不赞成,最终因此被曹操逼死。公爵与侯爵最大的不同,不是公爵的封地较大,而是公爵可以“建国开府”,拥有一套自己的班子、自己的根据地。曹操封魏公时,狮子大开口,一次就要了十个郡作为封地,几乎掏空了汉朝的膏腴之地;不过当时曹操已经有丞相府的一套班子,倒也不需要另立魏国的班子,所以直到受封魏王,才设置了魏国的文武百官,如钟繇就是魏国的相国。按照东汉制度,诸侯王的相国只能称“相”,相以下官职有很多都不设立(如御史大夫、宗正等),有的官职名称与朝廷不同(如王国的郎中令,朝廷叫光禄勋),而且这些官职都要由朝廷任命,诸侯王没有人事权。但权臣封王,从来不管这一套,官职制度都和朝廷相同,且根本不需要朝廷任命。南北朝时期封权臣为王,往往有“王国制度,一如天朝”的附加说明,也就是说王国的各项制度都和朝廷一样,国王就是一个缩小了的皇帝。一旦完成受禅,王国的官僚机器就可以立即代替原有的朝廷,代为行使国家职权。
  不过,随着南北朝后期爵位泛滥,公爵逐渐普及,并产生国公、郡公、县公甚至乡公之分,已经不是什么稀罕的爵位了。杨坚、李渊专政的时候,已经是国公,只需要直接封王就可以了。而王爵也产生了亲王(国王)、郡王之分,一般封号一字为亲王(隋唐还没有亲王这个称呼,只是直接称“王”),二字为郡王,郡王封地狭小,甚至可以随意赏赐功臣(如唐朝就曾封许多功臣宿旧为郡王),也慢慢丧失了尊贵性。只有亲王的位置,始终不授予人臣,因此也就成为权臣篡位的最好台阶。曹氏、司马氏、刘氏、两萧氏、陈氏、杨氏、李氏篡位前,都曾经被封为王。
  然而,南北朝时期的北朝君主,往往不称皇帝而称“天王”,这种“王”不是爵位而是天子的称号,因此国公便成为天子以下的最高爵位。即使天子的称号是皇帝,权臣往往也习惯只封公爵,篡位后只称“天王”,作为韬光养晦之计,等到了一定时机再自称皇帝。如后秦、北周等一开始都是只称天王,到了内外安定,才开始称帝。
信息编辑:西安思锐家教咨询有限公司  更新时间:2012/03/30  字号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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